林志炫

此外，这种处分的匹配更多的是与轻处分、重处分的档次相关联或对应，政务轻处分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与之匹配的党纪轻处分则包括警告、严重警告，降级政务处分主要表现为降低待遇等方面的要求。

因而，针对这类风险，已不能再像应对传统风险那样等到损害发生后再施以救济，而必须采取事前预防措施以有效防范或拦截。对个体来说，预防措施能使其免受侵害，而通过事后制裁最多能够提供补偿，却无论如何无法恢复如初。

预防型法治与应对型法治不是相互取代、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长期共存、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的关系。强调民法是裁判法的学者，通常不认同民法典的上述条款，甚至主张将这些条款从民法典中排除出去。在预防性规制的工具箱中，民法主要是通过激励民事主体在其可及的能力范围内履行预防性义务来实现法律规制目标，因而是公共成本低、负面影响小的手段。当前，生态环境、安全生产、金融投资、公共决策等领域已普遍推行第三方风险监测和评估机制。新的个体法益保护模式遵循有危险即有救济的原则，已逐步推广到法治运行各环节。

预防性治理义务的过度负担，不仅会危及单个生产经营者，甚至有可能摧毁整个行业。其一，预防型法治和应对型法治的分类只具有有限的解释力和规范力第一，赋予社会公平正义以核心价值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要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80)，经由国家各项工作、各项制度法治化的方式，就可以令天然蕴含于法治之中的公平正义价值在最大范围内得到保障。(15)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502-503页。具有不同思想认识水平的人判断公平正义的标准不一，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人对公平正义的需求也会发生改变。(二)制度创新为落实社会公平正义提供制度保障社会公平正义需要依靠制度保障。

因而，全面法治是统合社会公平正义诉求，落实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环节，可以为社会公平正义由形式向实质转变扫清各种障碍。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人们可以实现收入分配的形式平等，而通过将分配天平向弱势群体、低收入劳动者等重点需要帮扶人群倾斜，就可在最大限度内促进实质公平的实现。

其次，互联网时代人民表达公平正义诉求的渠道更为便捷，传播速度也更为迅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45)。因而，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社会公平正义观不仅可以在制度上得以落实，还能通过全面法治的方式来保障实现。在不同的领域，公平正义的要求有所不同。

(59)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2022年版，第61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69)，同时也强调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围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70)展开。(5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30页。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义不能脱离经济基础、社会制度以及人的全面发展而存在，因而正义是一种历史的、具体的、相对的社会公平正义。

(4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250页。(7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页。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理论是全方位、具体化的社会公平正义，(25)不仅体现为分配内容的全面化、分配对象的全覆盖，还体现为分配方式的平等性、分配领域的具体化。(25)江必新：《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法治基本价值理念的传承与发展》，《政法论坛》2022年第1期。

这种正义必须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建构，并在社会制度中落实，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宗旨。在教育领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30)，确保教育权利与教育机会的公平。(71)江必新：《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4期。(14)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48-249页。由此可见，公平正义已经融入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成为其密不可分的一部分。第二，社会公平正义是全方面的公平正义。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人享有发展机遇、享有发展成果(76)，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77)，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78)。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20)，把对司法权的法律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落实到位(21)。

国家之间的生态权利与生态责任不对等也是影响生态公平的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面依法治国要围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①，这一新的论断进一步明确了法治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实现路径。

通过以上环节，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理念在党履行其宗旨时就能得到贯彻与落实。(3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5-36页。

⑥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1页。⑨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5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顺应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逐步实现：除了要持续不断地增加发展成果产出，积累可供分配的社会财富之外，还需要不断创新发展方式，让发展可持续，形成良性的循环发展。

在此意义上，社会公平正义既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基本价值的集合体，也可以被理解为需要得到其他社会价值命题验证的价值目标。马克思主义正义观强调正义是历史的、发展的，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生产方式的制约。

作为良法善治的法治天然蕴含公平正义，而作为治国理政方式的法治则是社会公平正义得以落实的直接手段。通过法治上灵活的制度安排，社会公平正义中所蕴含的平等、公平、自由、民主等价值目标也得以实现。

(5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27页。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可持续发展必将是一个长期的国家工程，是一个如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性课题。

通过为人民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克服有违社会公正的现象，公平分配改革成果，让发展成果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些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四、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公平正义观念的创新发展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公平正义观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正义观，坚持并运用了唯物辩证法思想，对公平正义理论有着创造性的发展。从价值意蕴来看，社会公平正义可以广泛包容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正等价值理念，并将以上要素作为对正义的具体考量维度或因素，此时的社会公平正义表现出极强的包容性、全面性特征。这些论述都饱含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0页。在保证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民主与法治必须转化成为具体的制度。

实现公平正义也是法治监督的重要目标，通过民主监督、党内监督等多种监督手段预防、减少特权滥权行为，来保障公平正义的实现。马克思主义正义观强调社会分配必须以生产力发展为前提，并需要通过生产变革来实现分配正义。

(26)江必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61页。在政治方向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就要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11)。